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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教育脱贫纪实

2020-01-18 来源:《中国教育报》收藏

  脚踩438公里边境线,北回归线横穿而过,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是全国唯一集“老、少、边、山、穷、战”为一体的民族自治州。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调研扶贫开发工作。他指出,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真抓实干,不能光喊口号,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和殷切期盼,为云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也为文山教育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文山把教育作为拔穷根的根本,全面助力打通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这句印在文山角角落落的标语,也刻进了文山教育人的心里。

  拿仅有的黄金地块办教育

  在文山州西畴县,没有什么“不可能”,也没有什么“干不了”。

  理解这句话,要从西畴的土地说起。西畴乃至文山是全国石漠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西畴全县面积99.9%是山区,超过七成是岩溶地貌。人们常年就是在石旮旯里讨生活,当地人形容这块土地“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土,玉米长在石窝窝,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

  就是在这个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定义为“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西畴人民向天宣战:要吃饭,炸石造地;要致富,开山劈路。在从石漠向绿洲蜕变的过程中,西畴人民创造出了“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

  在西畴,土地不仅意味着生存,还是各方面发展的紧缺资源。

  “挤”是西畴县校长、教师们共同的记忆。“一到课间操,只见人头不见土地。”西畴县一中校长郑杰说,以前学校占地仅42亩,2000多名学生,只有一栋四层半的教学楼、一栋宿舍楼。

  “挤”也或多或少影响了西畴的教育质量,学生和家长“用脚投票”,全县每年都会流失几百名生源。更让郑杰痛心的是教师的出走。他清楚记得,2003年,全校不足100名教师,走了21名,给学校办学带来致命打击。

  现实逼着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要下大力气抓教育。但问题也摆在眼前,首当其冲便是资金和土地。西畴县2019年6月实现脱贫“摘帽”,2012年时,全县财政收入不足5000万元。县一中原有校区狭小,不适宜扩建,而县城几乎找不到一块平整的土地。

  西畴县委、县政府把目光投向了城外两公里一块相对平整的黄金地块。2014年,占地300亩的县一中新校区动工;2016年,占地300余亩,规划包括小学、中学和中职在内的西畴县教育园区动工,以这两项占大头的县域教育资源整合、学校布局调整,总投入13.4亿元,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整体性改善。

  但就算看着学校砌下第一块砖,郑杰也没有预想到,新学校竟这么漂亮,图书馆、报告厅、实验室一应俱全,还有了县里第一块标准400米跑道的操场。

  位于西畴县教育园区内的思源实验学校是由原来4所村小合并而来,副校长李光辉是原龙泉小学的校长。走至学校操场,李光辉颇为感慨地告诉记者,原来学校还没有现在的操场大,校园被公路分割成两块,整天提心吊胆不说,要办运动会,还得把公路拦起来。

  提起以前,西畴县职中校长吴宗俊则面露惭愧,作为以实践为命脉的职业教育,原来学校根本装不下汽修等专业的实训设备,上课以理论为主,搬到新学校后,学校才终于有了实训楼。

  县里举债办教育,到现在也没堵上这个窟窿,再加上家长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校长们着实感到“压力山大”。新的县一中并入了原逸夫中学,对郑杰来说,第一个压力来自领导班子怎么融合。认真做研究后,郑杰先是组建了校党委班子,以党委统一管理学校。

  随后,学校探索出了年级组长负责制的管理思路,把支部建在年级上,让年级组和年级支部成为管理学生日常行为的“经线”。同时,7名党委班子成员一人挂联一个教研组,年级支委班子挂联年级备课组,构成教学常规管理的“纬线”,保证了办学方向的正确性,也凝聚了共识,使学校的各项做法得以落地。

  在西畴县一中,已有两名教师因课堂效果不好而被停课。学校设置了“推门听课监督岗”,每周有固定的听课分析时段。一次,先后有年级听课组、校级听课组去听一名八年级语文教师的课,反馈都不好,最后郑杰也去听课。

  “一堂语文中考复习课,没有激情,学生也没有积极性。”郑杰说,第二个星期这名教师就被停课、调岗,对全校教师都成了警示。

  2016年前,县一中每年只有几名学生考上一本,这几年成倍增加。原来中考前150名的学生,学校也就能吸引来十几名,2019年,有一半多都报考了县一中。“这是老百姓信任我们。”郑杰说。

  一场7000人参与的控辍保学攻坚

  2019年4月25日一大早,文山州丘北县曰者镇红花山小学校教师黎伟荣一行4人,从镇上出发,沿着山路,来到了几十里外的“独家村”——红河州朋普镇矣厦村委会黑母鸡箐大梁子。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两个从没上过学的孩子。

  由于举家外迁、父亲去世、母亲改嫁,14岁的李未(化名)和11岁的李丽(化名)此前一直没有上学,李未一直靠给邻居放牛为生。在全县控辍保学大排查中,这两条信息才被梳理出来。讲政策、话家常、主动解决孩子的行李铺盖和学习用具等费用,第二天凌晨两点半,两个孩子跟黎伟荣回到了红花山小学校。

  特殊的自然、历史和多民族聚居特征,使文山的控辍保学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在文山州丘北县,部分乡镇辍学率常年较高。丘北县教体局副局长徐定文坦言,此前,丘北县控辍保学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数据不实、底数不清,比如存在籍在人不在的情况。丘北县选定一个村作为试点,通过剖析这个村的情况,摸索出“五步四比三量”的经验,后在全县推开。

  2019年8月,一场由全县7000余名教师和乡村干部参与的控辍保学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不漏房、不漏户、不漏人,用徐定文的话说,“连宅基地也没放过”,一户户排查、一人人核对,共排查出6—15岁义务教育适龄人口9.2万人。

  这一数据再与户籍、学籍、扶贫数据库等分别比对,比对的结果先是返回到村,让村小组、村里的退伍军人、老教师等村民代表确认是否属实、有无遗漏,再逐级报给村级、乡镇级、县级领导逐一审核。

  八道哨中心学校校长聂自华介绍,仅通过村民代表这一级,八道哨乡就审出来7条错误信息。记者在一份审签表上看到,双龙营镇镇长和书记指出了一处遗漏的情况。

  经过这次行动,丘北县共排查出因打工、厌学、早婚等原因失辍学适龄儿童214人。

  记者在八道哨中学见到了重返学校的张超(化名)。16岁的张超2019年曾到广东汕头打工。丘北距离汕头1500公里,本想外面的世界“很好玩”,但现实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干活”。从早上8点出工,到晚上9点30分收工,除了一小时吃饭时间,张超都待在车间里负责给瓶盖喷漆,一个月仅有2000多元工资。

  在老板办公室见到自己班主任的时候,张超说自己“有点想回家”。当天中午,张超便跟着老师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重新回到学校、回到班级,张超感到开心、激动,他很快便把落下的功课补上,还被选为班长,这让他感到更要以身作则学习更多知识,“将来想考高中、考大学”。

  为了“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点子想了一个又一个。丘北县新店乡中心学校超过60%的学生都是苗族,为避免少数民族学生因早婚而辍学,学校开办了苗族女生班,目前有6个班317人。为让孩子们在学校生活得好,丘北县八道哨乡为8个村完小各安装了两台洗衣机。

  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如今,像李未、李丽、张超一样成功劝返回来的孩子,在丘北县有181人,在文山州有1875人,文山全州基本实现了能劝返、留得住、学得好的目标。

  信息化助力乡村校开齐开足课程

  早上7点53分,在晨读开始十几分钟后,“麦”抢到了。

  文山州富宁县各甫小学三年级16名学生迎来晨读上最激动的时刻。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教室前的电子白板上,站定后,学生们开始齐声朗诵《小雪花》。屏幕另一头,连接着当天直播课的主讲教师——江西省宁都县黄石中心小学语文教师何袁亿,以及全国各地100多个班级。

  信息化打开了学校的围墙,给边疆民族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新鲜气息。2019年秋季学期,富宁在15所学校试点加入网络公益课程“互加计划”,课程涉及科学鱼、彩虹花晨读、韵律舞蹈等18门。

  “在我们这,乡村孩子们可以跟河南的老师一块晨读,跟浙江的老师做科学实验,还有县城里的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学英语、练书法。”富宁县教体局副局长刘弟成说。

  而就在几年前,富宁的农村小学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由于缺少专职教师,英语、音乐、美术等课程或是不开,或是上得很随意。农村学校也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技术的力量被寄予厚望。2016年,富宁投入1亿元,一步到位、整体实施教育信息化建设,新建、改扩建多媒体教室1140间,计算机教室142间,新配备学生机4573台,光纤网络接入了每一个班级。

  “当政府已经投入完成,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我们开始思考,怎么管理和应用才能让这些设备发挥最大的效益。”刘弟成说。

  “建用脱节”是教育信息化的一个老问题,硬件投入后,如果没有学校和教师的常态应用,教育信息化只能说是表面繁荣。

  怎样摆脱“建造时轰轰烈烈、使用却不够深入”的老路?单靠县里电教室的力量有限,富宁在2017年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富宁数字学校,吸纳全县的学科骨干教师和有特长的教师,共同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

  富宁数字学校全面负责县里教育信息化的软硬件建设与维护,同时承担了改革课程体系,组建学科教研组,建设县级教研体系、资源体系、技术支撑体系等工作。

  富宁县教体局教研室副主任彭秀雄说,刚开始,直播课与北京一家公司合作,由对方教师在北京给富宁学生上课。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富宁有意识地组织当地教师边学边上。直到2019年春季学期,英语、音乐、美术、书法课全部替换为富宁当地教师。两年来,富宁数字学校培养出了一支近30人的直播主讲团队。

  每学期开学前,富宁的农村小学都会收到一张统一的排课表。按照这张课表,共有495个英语班级、782个音乐和美术班级、384个书法班级通过直播上课,受益学生超过5万人次。

  不仅如此,针对信息技术课随意化现象,富宁还探索出了信息技术课的“异步专递课堂”。“异步”区别于直播,由富宁数字学校教师制作课件、微课等课程资源包,分发给各小学,再由学校的助教按资源包内容给孩子们上信息技术课。这使富宁小学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真正步入了正轨,学生从以前的以玩为主,转变为能够系统学习基本的电脑技能,也带动提升了教师信息技术素养以及观念的转变。

  刘弟成介绍,受益于教育信息化,富宁成为云南少有的全县乡村小学所有课程得以开齐开足的县域,进一步推进了教育公平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他坦言,推进教育信息化依然面临后续资金缺口大等重重困难,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如今,文山全州1055所学校及215个教学点实现宽带网络接入,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室覆盖率达到89%,州级的智慧教育云平台已经建成,将对提升教学质量、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各甫小学校长李贵龙脑海里,孩子们第一次上直播课时那股“压制不住的兴奋劲”依然历历在目。在他看来,信息化给边疆孩子带来的意义远比具体的课程内容重要得多,它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一扇窗,让孩子们上学更积极、更愿意与人交流、更敢于表现自己了。(本报记者 王家源)

(责任编辑: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