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古代科技成就》。2009年10月，科学史所再次组织学者编撰《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时隔30年，在组织方式、编撰体例等方面，两者看上去有奇妙的相似之处，甚至有几位作者先后参加过两书的写作。撇开表面的巧合可以看到，后者充分反映了科学史界30年来的研究进展，不论在知识深度、实证方法、思想认识方面，还是在写作形式上，都有很大提升。
就《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目录看，不少标题似曾相识，阅读中却会发现，文中运用了新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如“中国古代都城宫殿”、“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等有关建筑的内容，从更深的层次探讨问题。在“建筑技术”部分，傅熹年院士用他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以往为我们“熟悉”的经典建筑。如紫禁城几乎无人不晓，但许多人都停留在规模大小、宫殿数目、台基高度等表观认识上，傅熹年引导读者用“方格网”重新认识紫禁城的规划。
在本书中，新的研究观点还表现在引导读者对熟知的史实进行思考。比如，一般人都知道中国古代金戈铁马，刀锋剑利，兵器成就非凡。那么，为何中国在近代没有发展出坚船利炮？军事史专家王兆春参加过《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撰稿，当时对中国古代兵器的成就赞颂有加，在其后的深入研究中，除了补充新的材料，他也开始探讨中国军事技术由盛转衰的原因,本书就反映出他这些年来的思考。例如，分析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中国军事技术由盛而衰的原因。以火器的制造与使用为例，王兆春大致归纳出几点原因：一是生产方式落后决定了军事技术的衰萎；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控制导致军事技术时兴时衰；三是对军事人员采取时扬时抑的政策埋没了创新成果。他认为，传统不变的科技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限制了军事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最重要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像这样的探讨，既褒扬成就，也坦陈问题，对读者有新的启示。
近几十年，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大为拓展，研究方法有引入，有创新，带来诸多新成果，在本书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以造纸技术为例，长久以来，围绕“纸”的定义之争难分难解。而对于造纸术发明早期使用什么样的工艺流程，何时开始使用纸药，何时出现抄纸法等问题，不能给予明确的回答，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充分的证据。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生前重视对现存传统造纸工艺的调查，明确了若干不同的工序和原料来源；李晓岑等青年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造纸工艺进行调查，发现了古代造纸工艺演化的宝贵线索。
阅读可见，本书突破以往就中国论中国的狭隘视野，摈弃胪列中国多少“世界第一”的自大心理，特别在全书开篇设一讲“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以这样的理论视野观照，早期与中华文明萌芽大致平行的有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文明，晚些有爱琴文明。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没有止于列举导致西方发生科学革命的要素，而是在全书结语“科学史若干理论问题”中，重点介绍了“李约瑟问题”。不同于数学中的难题，“李约瑟问题”更接近于一个“主题论纲”，而不是一种具有唯一解答或多种解答的科学难题。围绕着这一“论纲”，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动力学展开探索和论述。
进一步的介绍使读者知道，李约瑟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中国古代”和“科学技术”的范畴，他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特别是把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样板展示给西方读者，以鼓吹其新人文主义和科学进步论的理念。读者揣摩后明白：李约瑟的研究意义之一就是，在处理人类文明演进历程时，以中国为例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予毁灭性的一击。在李约瑟眼中，所有非西方的文明不再被视为“落后”的，而近代科学不过是众多不同文明中科学知识的总汇。（戴吾三）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路甬祥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