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祖国教育科学事业
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 李映方
侯伯宇教授在西部高校的教学科研岗位上默默奉献、辛勤耕耘，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追求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创造了一生。正如他去世后，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唁电中所说：“他的去世是贵校的一大损失，也是祖国物理事业的重大损失。”
作为一名科学家，侯伯宇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四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作为一名教师，他是国务院首批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作为一名党员，他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员专家。
侯伯宇教授是位一心向党、立志报国的忠诚赤子。他曾说：“我人生最大的追求莫过于两点：一是在科学的殿堂里尽情翱翔，勇攀高峰；再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即便在国外进行合作研究期间，他仍在给党组织的来信中写道：“虽然远离祖国，但是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员，心中铭记共产党员的身份，绝不辜负人民的期盼，要为祖国争气、争光。”
侯伯宇教授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就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苏联国际权威未能证明的重要公理和量子化学权威未能提出的重要公式。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侯伯宇教授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并获得全国先进科学工作者称号，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牵头组建了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被称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西北军”。
在科学研究上，侯伯宇教授惜时如金，但在培养学生时，却很舍得花时间。他指导研究生时，总是和学生一起做课题，手把手地教。他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十几门基础课和专业课，非常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侯伯宇教授一生成果卓著，但他始终朴实无华、淡泊名利。每当被人说到“侯氏理论”是“中国的骄傲”时，他总是认真纠正说：“我做的是基础工作，算不上‘中国的骄傲’。”他的手头始终承担着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但他从来不多花一分钱。为了支持年轻人的发展，侯伯宇教授主动辞去了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也婉言谢绝了组织希望他担任学校领导的建议。他说：“我最适宜的岗位是教学科研第一线。我要为在西安建立理论物理科研基地而努力，进一步培养高水平的青年人，为提高我国理论物理的教学、科研水平而努力。”
永远的导师
西北大学物理系教师 杨战营
侯伯宇教授是我的导师，是我今生最敬重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初，侯老师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期间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冠名为“侯氏理论”。老师的这一发现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从1998年开始，我有幸在侯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理论物理学研究。侯老师旺盛的精力、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常常让我们叹服。每当我们遇到困惑，他都能很快找出相关文献，准确地翻到那一页。他的办公室堆满了外文资料，全都被他用五颜六色的荧光笔细细标记，密密麻麻写满了注解。为了把我们带到国际理论物理研究最前沿，侯老师邀请到众多国际一流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他尽最大可能让我们走出国门，开拓学术视野。正是因为这样，他培养了一大批在国际上颇有建树的理论物理学者，让我们物理所有了“立足西部，直达国际前沿”的实力。
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最直接的体现。侯老师对我们论文的数量从不做要求，但他总是特别注重论文质量。有的同学急于发论文，侯老师就劝他，既然搞学术，就要沉得住气；有人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投往不同的学术期刊，侯老师会毫不客气地说：“不能为了名利毁了自己。”所里申报和最终获得的各类重大科技成果奖，作为学术带头人的侯老师，在排序问题上，总是将年轻人推在前列。
对侯老师来说，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2010年6月底，侯老师病逝前3个月，他满怀豪情地这样写道：“誓以我有生之年，在国际竞相攀登科研高峰中顽强登顶，以作为最后的礼物。”
侯老师所提到的“最后的礼物”，源于他2006年4月的一个重要研究发现，学术上表述为“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这属于当今国际数学物理的前沿领域。然而，正当侯老师全身心投入科研的时候，生命对他发出了严重警告。2009年10月，侯老师出现尿血，此后被确诊患上膀胱癌。即使两次住院手术治疗，侯老师依然放不下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他对推轮椅的护士说：“请推慢一点儿，我要看书。”等到病得无法看书了，就让我们读给他听。再后来，他的记忆与思维都衰退了，就不断敦促我们不能放弃，要继续完成这个课题。
我们将继承侯老师的科学精神，继续攀登科研高峰，作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做像侯老师那样的人
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师 朱海燕
“心里只有学问”，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有关侯老师的评价。
有一幅画面我至今难忘。那是一个冬天，下着大雪，我在物理所楼前遇到了侯老师，他手里捧着书，边走边看，头也不抬，碰到台阶时，就用脚去探路。当时他已70多岁，我真担心他会滑到，就悄悄跟在后面，直到他走进教学楼我才放下心。
上侯老师的课，同学们都喊“累”，却又非常期待。因为他的课往往从早上8点钟一口气讲到中午12点，有时中间只休息10分钟。他主讲的理论物理系列课程，内容前沿又深奥，我们只有全神贯注，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有一年夏天，教室里异常闷热，侯老师依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工整漂亮的板书反复擦写，后背却都被汗水浸透了……
侯老师以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无私关爱，成就着物理所一批批年轻学者：美国加州大学的吴如山教授不会忘记，当年自己为研究方向举棋不定时，是侯老师建议他做地球学和物理学的交叉研究，他因此成为国际知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侯老师的第一届研究生不会忘记，是侯老师极力推荐他们参加李政道先生主持的选拔，三位同门一起到美国深造；中科院物理所范桁研究员不会忘记，从不因自己事情求人的导师侯伯宇教授，曾向中科院极力推荐他……
所里一位老师跟我讲，他刚做侯老师的博士生时，正赶上出国热，希望侯老师推荐他出国，却吃了闭门羹。毕业后，他准备申请到日本的一家科研机构，却意外收到一封署名“侯伯宇”的邮件：“如果你要申请去这家科研机构工作，希望我写推荐信的话，我非常愿意。”多年后问起此事，侯老师告诉他：“你们那阵子还没有踏踏实实学到东西，即使给你一个机会到国外去，也不会有下一个机会。我希望大家能完完全全静下心来，真正地去做学问。”
侯老师从教37年培养出的博士、硕士中，15人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10人获得国际著名学术基金，5人获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3人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作为侯老师的学生，我们都有着太多的不会忘记，因为这些记忆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所里有一位青年教师读研究生时，母亲突患重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产生了放弃学业、先找工作的想法。侯老师知道后对他说：“我不能让一个学生在我这里辍学！我可以资助你读完学位。”
侯老师走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熟悉的面容，听不到他那亲切的声音，但他对学生无私而又深沉的爱，永远温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不会忘却的纪念
侯伯宇弟弟 侯伯文
二哥生于上世纪30年代，他从小就树立起为祖国强大奋发读书的理想信念。1947年，他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毅然投笔从戎，战争胜利后又根据国家需要，去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做外国文献翻译工作。以后的岁月里，二哥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冲击，但无论多么艰难，他总是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北大学，而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读研究生。1973年，二哥再次根据国家需要，放弃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工作，踏上了支援大西北的征程。从此，他将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国西部的科教事业。我二哥没有在国外留过学，完完全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取得的那些研究成果，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骄傲！
二嫂曹淑霞说：“一年365天，只有年三十他才会放下书本和工作，和我们一起包团圆水饺。”在他家客厅里，甚至贴出了“谈话请不要超过十五分钟”的警示语。
二哥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从未提出过任何个人名利要求。他一生获得了那么多的成果和荣誉，从未对我们提起，很多荣誉是直到他去世，我准备追悼会时才知道的。
二哥生活简朴，住在西北大学家属区一栋普普通通的旧楼房里。学校多次提出给他换好一点、大一点的房子，他总是以没有时间搬家为由谢绝。我知道，他之所以不愿搬家，一是怕搬家弄乱了他的书籍笔记；二是新宿舍太远，不像现在每天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所里。他的家简陋得近乎寒酸，可对别人，他却很慷慨，不仅用自己的奖金为研究所安装空调，还用工资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
二哥的坚强超乎我的想象。2007年8月，他唯一的儿子和孙子在加拿大遭遇车祸遇难，噩耗传来，二哥愣了半天没说话。好一会儿才低沉地说：“让我来告诉你嫂子。”我真担心他会被彻底击垮，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二哥说了一句“我就当他们出国没有回来”，转身背上书包去了研究所。那一年，二哥默默承担了更为繁重的教学任务。我知道，这是二哥用忘我工作来驱赶难言的悲痛，尽可能在最短时间里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弥留之际，他曾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再给我两三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完成理论物理研究领域一项新的重大突破。”然而，上天没能再给他时间，带着无限的遗憾，二哥走了。我想说：二哥，虽然你走了，但你未竟的事业，正由你的学生和同行努力奋斗；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一定会在全世界理论物理领域中，铸就新的辉煌！
一份迟来的报道
陕西日报记者 赵 岩
2011年11月底，我接受了一项特殊的采访任务，采写已经离世的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侯伯宇先生。历时3个多月的采访中，我一次又一次被侯伯宇先生不平凡的人生轨迹感动。
在侯先生心目中，对理论物理不懈的探索与超越，就是他生命的最大追求。侯老师的学生、西大物理所教授杨文利回忆说，2007年冬天，侯老师把他从国外召回进行课题研究。那天，刚下过雪，天很冷，地很滑，杨文力知道侯老师已经77岁，三个月前又刚刚失去心爱的儿子和孙子，就打电话劝他别过来了，可侯老师坚持要到物理所来。整整一个月，没白没黑，天天讨论，哪怕周末也不休息。
2009年底，侯先生被查出癌症，考虑到课题还未完成，他请求医生，让他保存科研工作的最低体力。医生说，膀胱癌患者，五年的存活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八年就不好说了。侯先生听了乐观地回答：五年足够了！因为他自信，距离一项在国际理论物理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只有一步之遥！癌症手术后，侯先生顽强地说：“我要挺住！我不能倒！我一定要挺住！我倒不了！再有两三年就有重大结果出来了。”那时，他可能已经感觉到自己时间不多了，手术后刚刚半个月，他就发邮件给合作伙伴，恳切邀请对方到西安进行学术讨论。他把痛苦生死置之度外，每次化疗一结束，不顾医生要他休息半小时的建议，立即回到办公室，把可以争取的时间全部用在学术研究上。
古稀之年，他依旧带领学生不断攀登国际学术高峰。许多外国专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总是学术会议上年龄最长的那位，却总是那么思维清晰、精力旺盛、充满活力，依然奋战在物理学教学科研第一线。
熟悉侯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有三个“拒绝”——拒绝不负责任的推荐，拒绝不讲原则的说情，拒绝不关学术的虚名。侯伯宇先生培养出许多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他用治学态度影响着他们的学术观，又用做人风范匡正着他们的价值观。他的学生李卫谈到，侯先生对学生、学术非常严谨，但又非常开放，绝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一旦成果出来，申报奖励时，侯老师要么不写自己的名字，要么把学生放到自己前面。
侯先生平常没时间也不愿意把精力花费在其他方面，他尤其反对学术以外的应酬交往，更不会为自己的事情奔走。有关侯先生的几篇报道都是背着他完成的，侯先生知道一次就批评一次，在他看来，教授最重要的是埋头研究，用成果说话，而不是博一时之名。
这就是侯伯宇教授，他的拒绝，恰恰印证了他对学术理想和学术道德的执着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