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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引领我在新中国熔炉里成长

卓晴君

2021-07-02 来源:离退休局收藏

  卓晴君,女,汉族,浙江奉化人,1934年11月出生,1955年7月参加工作,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曾任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我是上海人。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14周岁,可以说,我从少年时期起就是在党的引领下、在新中国的熔炉里成长起来的。

  1951年我报考大学。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需要大量各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刻不容缓,师资的需求量大增,在这种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当时考取的是复旦大学教育系,由于院系调整该教育系并入华东师大,我便成为华东师大首批新生。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在母校待了八年半。

  入大学前,我不问政治,只想留美学习。入大学后,由于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细致,既严肃又活泼,既生动又具体,使我的思想有了积极的变化。对我思想进步起决定作用的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校引领学生参加火热的社会实践。入校后的第三个月,我们就到安徽省宿县鹤北乡张圩子村参加土改。在面对面批斗地主和与贫下中农接触过程中,我真正懂得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丑恶及推翻剥削制度的必要性,也真正懂得了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的新中国的性质及其建立的必要性。入校第二年,我们又相继参加了教育社会调查以及思想改造、“五反”“三反”等运动。在政治运动中,学生主要是接受正面教育。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在思想上提高了对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同时初步有了将来要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二是学校安排系统的政治理论课学习。当时学习的课程有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布)党史。这些课程帮助我初步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及其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初步懂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伟大而光荣的历史,初步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我终生受益。三是学校教师和党务工作者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当时有一批著名教授,他们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如校长孟宪承、刘佛年等,他们亲临教学第一线讲课,严谨的学风、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职业的敬业精神,为我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学校还拥有一批经过培训、经历过革命战争锤炼的革命干部,他们主要从事党务工作,与学生交朋友,细致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深受学生欢迎。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全校形成了讲纪律、讲道德、讲思想、讲政治,艰苦朴素、团结和谐、生动活泼、奋发向上的氛围。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理想信念、思想品行、性格意志等方面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从而积极要求进步。我在入学后的第二年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毕业后的第九个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牢记在心,并在动荡的岁月里经受住了各种政治考验。党领导下的母校的人师经师之恩我永远铭记。

  1960年我通过了赴苏联进修考试,但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期间,正值中苏论战,文科专业赴苏进修被取消了,我就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工作。当时大家的组织性很强,我接到通知后即去报到,一直干到文革“五七”干校劳动结束后离开中宣部,前后共计13年。这个时期,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探索走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阶段。从基层学校调到党中央机关,虽然都是从事教育领域工作,但工作性质任务和方式方法截然不同。中宣部工作涉及意识形态领域,面向全国和国际,政治性、政策性、战略性很强,文笔的要求也高。当时,教育战线有两件大事:一是全国开展了学制改革试验和教学改革试验,部长陆定一以《教学必须改革》为题作了报告、发表了文章,毛主席多次对教育教学改革作出指示。二是中央亲自指导认真总结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制定和发布了建国以后第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大中小学三个暂行工作条例,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管理制度,这也是探索我国教育走自己道路的重要成果。当时,还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宣部工作中的“左”的偏差,我尚未认识到。我记得当时领导曾让我整理了题为《高考中的阶级斗争》一文,刊载在中宣部的《宣教动态》上。但是,在中宣部工作以及文革中在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政治上的锻炼,提高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深刻认识到党自觉纠正的“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危害,进一步坚定了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的决心,提高了我政治上分辨是非的能力。当然,在这期间也提高了我的业务能力。

  1973年1月我从干校被分配到国务院科教组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直到我1998年9月退休,共计在教育部工作二十五年半。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通过中央直接领导和部署的对教育战略地位和指导方针的确立、进行以教育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教学全面改革、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繁荣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等重大举措,大大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使我国在上世纪末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在本世纪初一跃成为教育大国(1949年建国时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高等教育在校生只有11.7万人,每年仅毕业2.1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约为20%。到本世纪初,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在校生人数居世界之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史上的教育奇迹。我经历了上述历史过程并参与了中小学教育方面的一些实际工作,还亲身感受到了教育事业各项胜利成果带来的喜悦。这一切,归根结底来自于党的英明、睿智、创造性的、强有力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这一切,使我对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更加热爱和忠诚于党。

  1998年9月我正式退休。退休后,在党的老干部政策的阳光沐浴下,我一方面继续关心政治,努力学习党和教育方面的有关方针政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论述,学习党史;另一方面,我发挥余热,曾参与编写由老部长何东昌主编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作为第一作者合著出版《中小学教育史》。因为做了一点事情,我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感到光荣的同时也下定决心要继续努力发挥作用。

  我对党引领我在新中国熔炉里成长之恩永远铭记在心。我为我党百年永载史册的各项不朽功勋无比自豪!我将继续在有生之年跟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继续跟党不断前进!

(责任编辑:曹建)